把我的世界给你

站台空寂下来，钢架顶棚以外的露天地还在下雨，银色的列车即将滑动。五号车厢门口，大盖帽、配着对讲耳麦的列车长示意几次了，车窗里那些目光闪闪烁烁。

“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”她仰脸望着我说，两臂紧紧箍着我。

我摇头。

“你要敢那样，我就用鼓槌把你揍趴下，再伺候你。”

我点头。

“我真得上车了。”

她不松手。

“快来不及了。”

“那更好，咱们一块儿回学校。”

列车长喊起来，我挣脱了她，跑过去。

我们在车上车下挥手，直到看不见对方。

我叫林晓，此刻正在北京开往东北的时速两百多公里的D字头动车上，带着一个打鼓女孩的香气。

她叫眉眉，我的第三任女友（不想再有第四任了），身材介于骨感和肉感之间，红狐狸色长发绾起或披散着都一样漂亮。爹妈给了她比夜色还黑的一头美发，她非得再额外花上他们一笔钱，用红狐狸色把那样好的黑色罩住（此前是苹果绿色，再往前是麦草黄色）。

她在酒吧打架子鼓，在音乐厅打定音鼓，后者才是她的本行。她是燕京音乐学院管弦系打击乐专业的大四学生。

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，当时她穿着银色的短衣短裤短靴，在小舞台上打架子鼓，我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在一旁狂喝滥饮。我们曾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演艺公司打工，赚了些钱，准备挥霍掉一部分。山崩地裂的摇滚音乐中，我的目光完全被她套牢，她抡着鼓槌手脚并用猛击大鼓、小鼓、桶鼓、吊镲、踩镲、节奏镲的样子性感极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家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，还是东北老乡，她家在辽东半岛，已经挺像京片子的口音里偶尔会冒出一点海蛎子味。我们好上以后，只要周末晚上她在酒吧有活儿，我差不多都会一陪到底，用飞吻、带头鼓掌、外卖肯德基、冰块哗哗作响的大杯可乐、夜北京街头充满爱意的漫步，犒劳我的女神。

但她的姓氏有些生僻，姓亢，我最初听说这个打鼓女孩叫亢眉眉时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晚上，我爸听我说到她的姓氏，表情也奇怪起来。

我爸林一木，生于一九五五年，身材高大，背部微驼，平生最大野心是成为音乐家。他的野心基本实现了，只是缺少几个“硬件”：音乐学院毕业，官方音乐机构领工资，在册在编。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很棒的体制外音乐家，只是错误地生在凡事需要“硬件”的现代而不是古代。

我爸三十二岁才得的我，他差一点就得不到我了，这事以后再说。他对我妈说，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学音乐。后来我如他所愿，考上了家乡的音乐学院，再后来又考上燕京音乐学院的研究生，攻读作曲系“作品分析”专业，一晃儿就要毕业了。和好多外地来京读书的人一样，我原先也想留在北京发展，但北京实在太拥挤了，适合我的饭碗早被一抢而空。我又不愿意只为留下就改行干别的，把音乐专业变成业余爱好，还要住地下室，带着残留的PM2.5吃喝拉撒，脸上总少不了一个防霾口罩。

我爸的老同学章玮叔叔在家乡城市的广播电台任职，他建议我毕业后到他们那儿。寒假我回家时曾去了一趟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大楼，上上下下转一转，还真为那儿的比想象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动心了。这次回来，我打算向章玮叔叔表明心迹，以后就在他那干了。眉眉说如果我毕业后回家乡，她也回来，到老牌的省歌剧舞剧院或新组建的女子轻音乐团谋个席位。

窗外的桃花继续凋谢，五一节不远了。我爸我妈听说我能在家多住几天可乐坏了。我和我爸在酒精的怂恿下竞相抢话，手指头都碰上了，像一些会议主持人常说的，我们的“发言很踊跃”。我们先谈了我的毕业论文，又谈了我的毕业作品，一个多月后，它就要在燕京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了，一块儿上演的还有其他几位研究生的毕业作品。我爸对我这部三国故事加上京剧、川剧元素的“合唱与乐队”交响曲寄予厚望，老实说创意就是他为我提供的。一开始我并没多大热情，可越往后越觉得它有意思，可以弄出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

我们爷俩儿已酒酣耳热，我妈还在厨房扎着亮黄色化纤围裙张罗下酒菜，抽油烟机嗡嗡作响，铲子和炒勺欢快地碰撞。我又把话题扯到眉眉身上，告诉我爸，即将演奏我的作品的学院管弦乐团中就有眉眉，她打定音鼓。“到时候您和我妈一定去北京看演出啊，瞧瞧她打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”我爸穿着我从北京给他买的紫色鸡心领毛衫，近视镜后微红的眼睛兴奋地闪光，又用右手捋了下花白的发梢，询问起她家的情况。我说起来，她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商的爸爸，在大学教书的妈妈，她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少套价值不菲的架子鼓；等等。

这就到了节骨眼处。当我告诉他眉眉姓亢，跟我们都是省城老乡，还打电话向她证实了几个情况，这时我爸忽然不讲话了。我没看出火候，笑嘻嘻地对他说：“爸！今儿我得把您喝桌子底下去，走一个！”

我爸拉长了脸，把酒杯一推，起身让自己而不是那杯酒“走”了。

我和我妈（手里还端着菜）都傻在那儿。

我深信传统的说法：婆媳是一对天敌。现在好了，我未来媳妇的天敌又加上了我爸。

事情同我爸读大学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爸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，不同的是，我的五年本科加上三年研究生都快到头了，他还在大学门外晃悠呢。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也才恢复几年，好多被耽误的昔日的大学苗子都老大不小了，大多是返城知青，有些人比今天读博士后的人还要大。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抓住了最后的机遇，我爸也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。

那个盛夏的夜晚，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，我奶奶把查分结果说给他，他一听，老天爷，铁定是考上了！一下子蹦起来，大喊大叫（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响），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。我奶奶已年近花甲，身体发福，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，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，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了，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。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子这样快活，自己就更快活了，边笑边打他说：“这个臭小子！快把我放下来！我是你老大嫂哇？”

一九七九年，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。正是从那一年开始，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年七月的七、八、九号（后来又改为六月）。我爸的高考分数也跟七和九干上了，有四科的尾数都是九。更奇的是，他的地理考了七十九点五分，政治刚好七十九分。

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，曾直属国家一机部，生产的东方红-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。厂里有好多考生，发榜的时候，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。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，最后扬起头。他考了全厂第一名，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三十多分，超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三十多分。人人都在打听这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，有一个女青工惊呼：“这家伙政治考了七十九分！”那一年，他是厂里唯一一名考出去的青工。高考的年龄上限已定为二十五周岁，他要是不考上，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。那一年，全国只有二十多万人上了大学，报考者四百六十多万，平均一百名考生里只有六名考中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平均一百名考生里能有七十多名考中。发榜那天夜里，我爸几乎通宵没合眼，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，就是没有睡意，眼瞅着窗外的夜色由深变浅。从纱窗进来的暮夏清晨的空气让他觉得，人生真是太美好了。

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俄文专修学校，校部主楼、图书馆、文科大楼、数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，门脸儿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，有的红色，有的与建筑同灰，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穗。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，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，把守两端的圆形古堡式楼角，精致的门窗，柔和的弧形窗顶，颀长的玻璃，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。

从学校正门进去向西直行，可经过文科大楼和图书馆，通道两旁多年乔木的硕大树冠纵横相连，遮天蔽日。文科大楼近边还有好多三四层楼高的松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柳树、银杏树。我爸就读的中文系在文科大楼最高层，三楼，把经济系、哲学系和历史系都踩在脚下。

窗外树影婆娑，窗内书香袭人，在一片蓝、灰、绿色学生制服（里面是白衬衫）和白色学生校徽的海洋里，他用余光抚摸着自己左胸兜上那枚白色校徽，时常觉得在做美梦，担心会突然醒来。

我爸的故事应当从那个神秘的电话讲起，但此前的若干校园小插曲也值得一提。

入学不久，七九年级三个班搞了次男篮友谊赛。我爸所在的三班轻取二班，在一班也打败二班后，又同一班对决。

七九三班男篮的实力看来最强，队长倪高天，学习委员，具有当年女性择偶的标准身高：一米八○，是全队的灵魂人物。其他四名队员是：黝黑结实的体育委员任克艰，个子不高但灵活善战的郝达树，面如美玉而易于绯红的章玮叔叔，绰号“导演”老是坏笑的靳涛。

三班的“啦啦队”也把其他两班的“啦啦队”给比没了，七九年级的美女、准美女因分班不慎全跑三班去了（其他两班男生曾向辅导员提出***），她们在当过知青领袖的团支书廖云的鼓动下，在没上场的男生们的呼应下，优美地呐喊，声色骄人。

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冠军不属于三班。

最后一场比赛前夜，三班的主力队员郝达树闹肚子了，替补队员郑重上场不久腿又抽筋了，班长老那接着做起替补。老那的“那”是满族“八大姓”之一，细细的眉眼的确酷似宫廷画中的清代老皇上，球打得温了些，所幸没出现大的失误。孰料几个回合之后，老那刚进入状态，脚却一下子崴了。七九三已无替补队员，他又身为一班之长，只得咧嘴皱眉，一瘸一拐地硬撑着。那是个轻伤不下火线的战斗年代，但队友们很快意识到，老那该下火线了。

倪高天举手叫停，跟裁判打过招呼后，把国际蓝运动衣袖子一一从肘部推到腋下，目光向场外扫射着。三班“啦啦队”的男生们刚才还豪情万丈呢，一听要他们上场，都连连摇头。倪高天的目光又捕捉到我爸，和队友们一块儿走过去。

我爸穿着四个暗兜的灰色涤纶制服，白的确良假衬衣领衬在里面，风纪扣谨严地系在喉结下。他文绉绉地重申自己与篮球素无缘分。

“穆铁柱在老家卖鸡时也没打过篮球。”“导演”说。

“我能跟人家比吗？他两米二八，我还差四十二公分呢。”

“是啊，你的体重也没到一百六十公斤，脚也没到五十二码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你是七九年级第一身高啊。”倪高天说。

“你就是七九三的‘穆铁柱’！”章玮叔叔说。

“别扯了，我连球都抓不住。”

“你也不让他们抓住球。”“导演”说。

“可这太不严肃了吧？”

“你就忍心让他们五个打我们四个？”章玮叔叔说。

“那你们就忍心让我做不严肃的事？”

“你逍遥场外就更严肃吗？”“导演”说。

“我可没逍遥场外，我嗓子都冒烟了。”

“那正好歇歇嗓子。”章玮叔叔说。

“‘啦啦队’需要我。”

“‘啦啦队’才不需要你呢！”军绿上衣、一对刷子辫的廖云向他喊道，她身边的美女和准美女们也齐声附和：“我们不需要你！”

这下我爸可没脸儿了，不得不说：“我只好服从了。但这是你们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，你们要为这样的选择负责。”

“行了老兄，甭说绕口令了，别把球投错篮就行。”倪高天说。

我爸脱掉制服和假衬衣领，亮出花花绿绿的毛背心（我大姑把她的花毛裤拆洗后为他织的），穿着黑色人造革面鲇鱼型皮鞋就上场了。他听见“导演”和倪高天说：“重色轻友！这小子。”

哨音一响，比赛继续下去。

看似稳操胜券的三班男篮最终却输掉了，屈居亚军，虽然我爸已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眼镜不时下滑。一场没赢的二班还弄了个季军，七九年级若像七八年级那样再扩招一个班，殿军也有了。

七九三班和冠军队七九一班只两分之差，那个关键一球是最后时刻我爸替一班投进的。那一瞬间他神勇异常，超水平发挥，上篮姿势就他自己来说几近完美（也有人说那是“端尿盆式”），抵达了他技术曲线的最高点。

终场哨音随即吹响，他高举双臂，蹦起来欢呼，为班级和自己的荣耀，还奇怪队友们何以那副神情。

倪高天仰天长叹：“天亡七九三也！”

那段渐渐转凉的日子里，我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，他几乎娱乐了整个中文系。文科大楼三楼走廊上，他时常瞥见某种窃笑，听见这样的嘀咕：

“看哪！七九三的‘穆铁柱’来了！”

“就是往自家篮筐投球那老哥儿吗？”

“可不，那是他唯一一次进球，还是‘干篮’呢。”

“听说他还来了次‘倒挂金钩’？”

“没错！他脚比手好使。”

“那干吗不去踢足球？”

“那时候手兴许又比脚好使了。”

“听说他擅长抱球跑而不擅长拍球走？”

“他最擅长的是把球传给对方。”

“这老哥儿还借鉴过排球技术？”

“他好几次都把球扣出界外。”

一个共识在七九年级达成：这么高个子给了林一木，无异于暴殄天物。

就在我爸为赛场糗事抬不起头的时候，一次歌咏比赛救了他。

“国庆节过后，有个周六的下午，我们班教室的黑板上被谁抄上了一段歌词，歌名叫《绿江大学校训歌》。一个穿着灰色翻领上衣的女生上了讲台，抄起教鞭，教我们唱起这首歌，为全校新生的歌咏比赛做准备。她叫陆星移，文娱委员，来自吉林省，应届高中毕业生，‘啦啦队’中的活跃分子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七九三班开第一次班会，每个人做自我介绍之后表决心时，她发言的结束句是：‘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，交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。’几十年后，在一次同学子女的婚礼上，我把这句话说给她，她却笑得不行，说‘得了吧，谁那么说过呀？你又在编故事！’周六的午后通常都没课，同学们多半打打球，逛逛街，聊聊天，补补觉，缓解一下一周的辛苦。我们那年因为校舍紧张，家在本地的大学生一律走读，我和其他几名走读生如果没回家，也会在教室里伏案小憩。可是那天，我们小憩不成了，那首本该贴在墙上而不是放进嘴里的训诫歌曲占据了整个下午。幸好那是由陆星移教唱的，她清脆的嗓音，苗条的身材，素色外衣里的藕荷色衬衣，偶尔一现的兰花指，人性化地缓解了沉闷的气氛。她真是唱歌的料，人长得也漂亮，换一首歌她会更漂亮，可那首歌要是换个人教就更要命。

“几天后，在陆星移的张罗下，我们开始排练这首歌咏比赛的规定曲目。七九三班的人来路复杂，城、乡中学应届毕业生虽然占了多数，但也有一些年龄挺大的工人、插队知青、退伍军人和职员，天南地北哪来的都有。陆星移才十八岁，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，面对形形***的各路神仙（好像个个身怀绝技，有的比她大近十岁），却要对他们发号施令，指挥他们一遍遍地唱‘正确地微笑，整齐地呼吸；一致地开腔，一样地梳洗’……她显得挺困窘，甚至有些歉意。等我们挪开桌椅，慢腾腾地排队形时，她嗓子都有点哑了。团支书廖云亮起大嗓门嚷嚷着：‘大家打起精神来！我们可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啊，怎么这样萎靡不振？’三七分背头的班长老那用浓重的家乡口音对大家说：‘这首歌好听不好听呢？我对音乐是外行中的外行，嗓子比脖子都粗，也不会唱歌，所以说不出个好赖。但要是让我自个儿的耳朵发表意见，它们也会说它属实不怎么好听。我们的耳朵不会欺骗我们。同学们对这首歌不怎么感冒，可以理解，也完全正常。但我们一生中唱的每一首歌并不一定都要好听，好听的歌是让我们休息的，不好听的歌是让我们工作的。如果工作的时候也听好听的歌，工作就做不好了，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的。何况这是学校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，大家说哪一首上面让唱的歌好听过呢？可以说基本没有！否则也犯不着动用行政手段来推广它们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，百分之二百的乐盲。但我还是想恳请大家，以七九三班的荣誉为重，用最大的耐性和牺牲精神完成好这次政治任务。把它作为一块难啃的骨头，牙嚼碎了也一定要把它啃下来。享受着唱歌是一种权利，难受着唱歌却是一种义务。拜托各位啦！’老那说完，章玮接了句：‘那我们只好继续难受喽。’大家都笑。倪高天说：‘先换首不难受的歌享受享受嘛。’大家都赞同。可到底选哪首不难受的歌却莫衷一是。‘导演’笑嘻嘻地说：‘就唱《两只老虎》！’廖云说：‘严肃点啊，这不是在开联欢会！’我止不住说了句：‘《两只老虎》还真可以考虑！’我个子最高，站在最后一排。大家都转过脸看我，我左边的倪高天和右边的‘导演’也好像不认识我了。”

篮球决赛后，我爸仿佛潜水艇一样在海面消失了，现在忽然又浮出水面，人们的嘴角便有了微微的笑意。廖云瞪了我爸一眼，说：“你可是团支部宣传委员，就这么履行职责？”

我爸说：“要不是为了履行职责，我还不说这话呢。”

廖云说：“唱《两只老虎》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”

我爸说：“没开国际玩笑。不过你也没全说错，《两只老虎》还真是一首国际化的歌曲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都有不同的版本。中国版的《两只老虎》大革命时期还有个版本，叫《打倒列强》。我们可以练练这个革命的版本。”

倪高天两手插在绿军裤的裤兜里，三接头皮鞋啪啪点地，对我爸说：“你先示范示范得啦，别光说不练。”

我爸又像在篮球场外那样，忸忸怩怩，“导演”和章玮叔叔强行把他架到队列前面。

我爸摊开双手说：“这对歌咏比赛没什么坏处。”

老那说：“大林你就弄吧，帮大家开拓一下思路。”

我爸不好意思地笑了下，用不算嘹亮却很浑厚的男低音唱起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《两只老虎》，还打起拍子，近视镜后面有些发涩的目光和教室里每一对目光在律动中交流着。大家都惊讶地望着他，嘴角上嘲讽的微笑随着歌曲的进展渐渐消失了。他们准会想，一个人的舞台不一定非得是篮球场。

女生小声跟着唱起来，男生也加入进来，歌声越来越响亮，人人脸上都闪烁着丢失多年的孩童之光。我爸就势指挥起大家，富于感召力的动作和表情令歌唱由最初的戏谑渐至庄重，七九三同学好像第一次喜欢上了这个集体。

这首比任何作品都长寿的经典儿歌合唱了好多遍，教室门不时被从外面推开，走廊上嘈杂起来。

歌刚唱完，教室里一片欢呼和掌声。

我爸问：“同学们，我们唱得怎么样？”

大家齐声高喊：“好！”

我爸说：“那为什么我们的团支书一直在皱眉头？”

廖云说：“对！我是皱眉头了，因为这是小孩子在过家家！”

我爸说：“她说得没错，我们不能止于儿歌的水平。”

我爸说《两只老虎》可以保持原作的活泼和游戏感，但既然是新时代的大学生，就要有更高的专业化追求，既要字正，又要腔圆，应当用成人的方式唱这首非成人的歌曲，这就是艺术中的反差原则。反差原则会化腐朽为神奇，比如男人用男人的方式唱女人的歌，女人用女人的方式唱男人的歌，儿童用儿童的方式唱成人的歌，成人用成人的方式唱儿童的歌，以此类推。他是在说绕口令吗？当然不是。他是在讲一个道理，在讲一个看似反串却高于反串的新艺术形式的探索。

我爸指挥大家投入艺术实践，第一遍男女生强声齐唱，如猛虎下山；第二遍女生一句男生一句弱声分唱，如夜袭敌营；第三遍强声轮唱，女生先唱，男生在“两只”后面模拟跟进，结束句女生多唱两个字“真”和“奇”后，同男生在“怪”字上胜利大会师。

我爸还设计了第四种合唱方式，先由男生主唱，唱到“老虎”的“老”字时，女生用5的音高穿插着唱“啦啦啦啦”。男生唱到“跑得快”的“快”字时，女生再重复前面的“啦啦啦啦”。第二遍时，男女生角色互换，女生主唱，男生“啦啦”。唱到“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”时，我爸蓦地用右手食指直抵左手掌心，做了个体育裁判命令中止的动作，场内骤然静下来，一片困惑的目光。就快激起众怒时，我爸才猛地瞪大眼睛，扬起双拳，指挥全体唱出三个字：“真！奇！怪！”接着又指挥他们用高八度吼了一遍。

我爸跟我讲，他甚至设想过第五种唱法，让女高音陆星移用颗粒状的花腔“哈哈哈哈”装点主旋律，以主***分解的方式逐级推进，在主旋律的上下不停地跳动。陆星移肯定有这个能力，但他担心不喜欢复杂音乐的同学反感，尤其是她的潜在同性敌手反感。团结是第一要务，文体活动应使一个集体更有凝聚力而不是相反。

《两只老虎》意想不到地唱出这么多花样，七九三班同学大为兴奋。但他们在歌词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，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应当唱成“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”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应当唱成“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”，最后都把目光对准了我爸，希望他做权威的仲裁。我爸有些为难，他知道结论只有一个，但又不愿挫伤另一方的自尊，只好使用外交辞令说，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，不妨并存，但要说哪种唱法更接近这首歌所源自的民间故事，那他只能坦率地说，“耳朵”版更为接近。“耳”派欢呼起来，“尾”派却不服，吵来吵去，两派再次把目光都锁定我爸。我爸说，那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对虎兄虎妹相爱，但它们是一母所生的近亲，犯了族规，除非不再相爱，否则要割去一套身体器官作为惩罚。虎兄虎妹宁愿受罚也要终生厮守，虎兄便失去了眼睛，虎妹也失去了耳朵。但妹妹可以替哥哥看世界，哥哥可以替妹妹听世界，这就足够了。它们继续出双入对，并肩奔跑，才不管别人的大惊小怪呢。

同学们为这个忠贞的爱情故事热烈鼓掌，我爸却说，这首歌其实应当作计划生育教材，让每一对去街道办事处办结婚证的新人唱一唱。“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”唱的虽然是老虎，但那似乎也在暗示，近亲生育的婴儿视力或听力可能会出现异常。

笑声中，我爸结束了即兴指挥。刚要下场，廖云叫住他：“那歌咏比赛怎么办？横竖不能真去唱《两只老虎》吧。”

陆星移也说：“是啊，你就负责到底吧。”

我爸犹豫起来。我爷爷奶奶从小就教育他可以展示自己，但一定要适可而止。

老那说：“大林，一看你就是老手，别客气了。”

我爸说：“人家陆星移是文娱委员。”

廖云说：“那你还是宣传委员呢！”

倪高天喊道：“谦虚过度可就是虚伪了！”

大家也都附和着。

我爸只好又回到音乐指挥的角色里，但刚才还带有联欢会鼓动者的即兴色彩，现在可要动真格了。他向上推了下眼镜架，用近视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一圈，试图捕捉最后的不严肃者。对仍在小声说笑的同学，他使了个专业的“范儿”，将食指竖在唇上，轻轻“嘘”了一声。这一招很奏效，教室里即刻鸦雀无声。从中世纪欧洲教堂唱诗班时这一招就开始奏效了，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国东北这所大学的一个歌咏参赛班。所有目光都被我爸俘获之后他讲起来，先是晓之以理地抚平了大家对那首训诫歌曲的反感，说一首歌曲动听与否并不全取决于曲调，更与歌词无关，关键要看表现形式。独唱是对一首歌曲优与劣的最为严峻的检验，合唱则不然，多个人声合鸣本身即是一种美，哪怕只是一个无字之音。古人所说的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”应当指众多的“肉”音，换成他的话就是：“单肉不如多肉。”就凭刚才那首《两只老虎》，三班完全有能力在歌咏比赛中崭露头角。但还远未到自我陶醉的时刻，还须严格按照合唱艺术的规律，把演唱从群众性活动的水平提升到艺术创造的高度上来。我爸这时使用了一个西洋音乐术语“卡农”，借以说明轮唱的原理，这让人群中的倪高天冷笑起来，觉得他在卖弄音乐知识。几天后，当过步兵的倪高天和当过炮兵的老那在课下谈论“加农”炮时，我爸对倪高天说，音乐的“卡农”和军事的“加农”同为专业术语，不该受到不同的对待。

一周后的初赛中，七九三脱颖而出。但我爸说《两只老虎》仍然功不可没，没有它的开蒙，就不会有校训歌的凯旋。

最后又搞了次决赛，七九三一举夺魁。在我爸的独特处理下，校训歌变得不那么乏味难听了，成为一部蛮唬人的复杂声乐作品。头几句“从我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踊跃服从铁的秩序”，他们是轻声潜入的，听上去像大型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里《游击队之歌》的翻版，旋律之美虽远不及那首歌，神秘气氛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使他们每唱到这里，歌声都无一例外地被掌声淹没。接下去那些歌词，我爸处理得更为烦琐，正如他一再对我说的，艺术处理有两大诀窍，一个是复杂问题简单化，一个是简单问题复杂化。七九三班大获全胜采用的是后一种策略，那首原本极单调的训诫歌曲被我爸搞得十分复杂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由于声音条件所限，尚未抵达更佳的合鸣境界，他只好用所能掌握的西洋合唱的好多花样弥补不足。他们甚至稍嫌聒噪地唱出了四部轮唱，以强调歌曲的核心内容：

在我爸全身都动的豪迈指挥下（“文革”年代练就的本领），七九三班的合唱收获了一次次热烈的掌声，他也由篮球罪臣变为音乐功臣。

但那个神秘的电话该来还是要来。

那天早上天很冷，北屋的窗玻璃都起雾了，我爸裹在厚厚的被子里，睡得正香。枕边一定有本书，这习惯他今天还保留着。

我奶奶不忍心叫醒她的小儿子。他每天用功到深夜，星期天不多睡会儿还啥时候能睡呢？但电话里的口气挺急，还是得叫醒他。

三十多年后，一个人在家里接电话太寻常了，可三十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不太寻常。是的，我爷爷家有电话，公家为他安的。我爷爷是本市党报的一号首长，每天都要用电话谈报纸的事情。当年这座城市里的电话还不多，号码仅五位数，我爷爷家的是24463，章玮叔叔喜欢用音乐简谱的方式念成“来发发拉米”。

那个深秋的早上，“来发发拉米”被什么人拨响了，我爸从被窝里钻出来，下了地，睡眼惺忪地去了客厅。他打了个喷嚏，我奶奶为他披上一件衣裳。

电话是我爸技校时代的班主任打来的，我爸这下完全清醒了，亢奋地向他打听农机厂的情况，用车轱辘话反复诉说着对厂子的怀念。班主任也问了问我爸的读书情况。一会儿他压低声音说：“大林，有件事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”我爸说，“只要能办到，我头拱地也给您办。”

“有一封信。”

“您可别鼓励我早恋啊。”我爸打哈哈说。他们年龄差距不大，技校时期关系就像兄弟。这个厚道的黑汉子作风民主，对我爸又太赏识了，我爸私下里跟他讲话就有点没大没小。

班主任异乎寻常地严肃起来，说：“别逗了大林，是封匿名信。”

“匿名信？”

“有人告你技校毕业不到两年就考大学，市招生办的人都来了，昨天我去厂办大楼时听说的。你赶紧想想办法吧！”

话筒里响起嘟嘟的忙音。

我爸望着客厅书柜上那台老式的黑色拨盘电话，半天没动弹。

那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日。上午，我奶奶家依照多年的习惯，全家人赶在冬季来临前聚在一起，把几十棵晾在楼外的大白菜一棵一棵收拾好，洗干净，装进缸里渍酸菜。那口缸够大的了，缸口直径近一米，但要把拾掇得嫩绿洁净的大白菜都装进去，也不那么容易，须从缸底一棵棵码好，塞严，不留缝隙。缸底先要撒上一些用来杀菌的大粒盐，然后铺一层菜，撒一些盐。铺到大半时，还得有人进缸里用力往下踩，这样就可以多装进几棵，使漫长的冬季里有更多酸菜可吃。

我的两个姑姑，两个姑父，二大爷和他即将过门的未婚妻，还有我爸和我爷爷，一家人都被发动起来了，而总指挥就是我五十七岁的奶奶。她不再像几十年前的黑白老照片上那样苗条秀丽了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走起路来东摇西晃，气喘吁吁。眼神还很不济，那是两年前突患视神经炎的结果。但这个总指挥她还是要当的，一缸大白菜若要禁得住考验不致腐烂，最终成为餐桌上鲜黄、酸脆、爽口的美食，必须经过细心的挑选和严格的工序，不能有虫疤也不能有腻虫，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，操作者手上和洗菜家什儿上不能有油，不能这个，不能那个……反正没有我奶奶做总指挥，阳历年、阴历年的酸菜馅饺子和五花肉炖酸菜就甭想吃上。

我奶奶扎上破旧的围裙，在寒风中亲自上阵，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脚边有一面圆圆的木头菜墩子，每棵精选出来又传到她手上的大白菜，她都要捧到眼前细细察看，把外面一层菜帮扒掉，再用菜刀把根茎切下来。大白菜晾晒一段时间了，外面的菜帮好似陈旧的外套，脱掉之后，嫩绿可人的小胖墩儿就显现出来。它们有的会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，我奶奶拾起那棵菜，一面接着拾掇一面慈爱地说：“你还有啥不乐意的？眼看要上冻下大雪了，在缸里不比在这儿暖和？”

菜帮边缘和尾部的嫩叶也要剔去，它们容易在缸里烂掉。我奶奶把它们放进脚边的一只大铝盆里，连同一些不太老的菜帮，一块儿做午餐菜包子的馅料。

我爸进了大缸，利用体重，让快要到缸口的大白菜再下沉一些，还有不少菜要装进去，直到冒尖。大缸是从乡下带回来的，用了十多年了，我奶奶对它珍爱如初，告诉我爸：“轻点，轻点，别直往墙上撞。老缸了，得哄着点，别给整裂了。”

我爸说：“哎呀！不就一破缸吗？”

我奶奶拍打着双手，笑道：“这个臭小子，半天也没个话，一开口就跟吃了枪药似的。”

我二大爷站在一旁，看着我爸。只有他知道我爸为什么会这样。

中午，全家人围坐在小餐厅里，吃着热气腾腾的菜包子，我爷爷还喝了一盅白酒。我爸没吃几个就撂了筷子，我奶奶偏爱她最小的儿子，催他再吃几个，他抬屁股走了。

我二姑在他身后说：“咱家包子没他们大学的好吃。”

我爸把通往客厅的门狠狠摔上，磨砂玻璃碎了满地。